翦商

《翦商》介绍

《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一书从考古出发，对夏、商、周三代的起源、更替进行了介绍。其中由于夏朝以及早商的文献资料较少，主要以考古内容来展开，晚商，尤其是周代商的这段时间，则结合考古内容，对文献中的记录进行推测、猜想（《尚书》《周易》《诗经》《左传》《史记》等）。如，通过夏遗址中的水稻千粒重占主粮的比例以及同区域更早考古发现中的主粮构成，推测“大禹治水”实际上是改造湿地、开发稻田的活动。稻田的发展提升了夏的生产力，进而推动夏文化的发展，特别地，出现了青铜的使用。而“周”与“商”的交流，则通过“周原”的考古（殉葬坑、生活区的考古等）结合《诗经·大雅·绵》以及《周易》中的需卦¹的卦辞来推测，“周”是在晚商时，由商朝的军事贵族“崇侯²”从更偏僻的羌人处召集到“周原”，从而成为商朝附庸的。周的主要工作是为商王捕获羌人作为祭品。

《翦商》中引用了大量的考古实际报告和内容，晚商时期的内容又结合考古内容，对上古的经典文献进行考证，提供了一种非常有趣的视角。

内容讨论

为什么要翦商

对于商来说，祭祀是第一生产力。祭祀是商王沟通其祖先的一种方式，万事不决则通过祭祀来向先人询问。商人祭祀的场景有很多，如每到一地，营建时会处决俘虏并将其埋在建筑的地基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用俘虏的鬼魂来护卫房屋；武丁王的妻子，妇好，在去世时，商王曾多次占卜，确认是否是某个先祖将妇好带走了——相信这里也少不了祭祀的过程。同时，商人认为祭祀的俘虏身份越高，祭祀的效果越好——比如使用羌人的首领。为了获得更多的羌人进行祭祀，商人向周边进行武力扩张、更广泛地使用青铜器，后来的“周”人也是为此才能成为商人附庸的。同时，祭祀行为也可以团结商内部的贵族——考古发现，早商时，商王曾经尝试停止以人来祭祀，而通过掩埋青铜器的方式。但是这种行为仅持续了很短的时间，这个商王可能因此被其他贵族推翻了。由此可知，祭祀是维护商的统治、促使商逐步扩张的主要动力，可谓是商朝的第一生产力。

“周”人却是来自羌人，做了商人的附庸之后，会利用商人带来的青铜器以及马车来讨伐更偏远的羌人以向商人献囚。早些时候，是通过崇侯来进行俘虏奉献的。随着周人地位的提高，可能后来得到了商王的召见，并且得到了商王的认可。纣王将伯邑考的肉酱赐给周文王——通过商人的宗教形式表示对其的认可，而后封文王为周方伯。但是周文王和周武王可能对商王的行为很不认可³，由此开始了翦商的筹划。

怎么翦商的

首先是对占卜的学习。由于商时，通过祭祀来沟通先祖被认为是非常灵验的事情，而周人并不掌握占卜的技巧。周文王通过了很长时间的学习才掌握了这种能力，认为是具有了和神灵交流的能力。考古发现在周文王宅院里，有一处地窖中存在很多用来占卜的龟甲碎片。显然，周文王暗地里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占卜学习，而这种行为在当时是被商王绝对禁止的。周文王通过占卜的学习，并且结合周人自己的经历，给占卜结果做了卜辞的注解，也就是《周易》里卦辞的内容。并且认识到，上帝的意志并非是不变的，上帝也并非是始终偏好商人，这一切都可能会发生变化。这给了周文王以信心。

然后是团结周边的部落，尤其是羌人。而起到连接作用的，则是姜尚（姜是羌人的姓，姬则是源自姜的姓）。姜子牙是在商的都城从事屠宰工作的羌人，可能是作为俘虏到商城的。由于长期在商的都城，姜尚对商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且又能够团结羌人。周文王、周武王通过姜尚来团结周边的部落，实现“翦商”大业。

作者认为，《周易》中有很多反映“翦商”的内容⁴： 艮下、震上：小过卦

其中，小过卦曰：“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 不宜上，宜下。大吉。”大意是说，祭祀，占卜结果有利。可以做小事，不可以做大事。飞鸟
会向其传送声音。不宜向上，宜向下，大吉。
初六爻的“飞鸟以凶”是说飞鸟带来坏运气；六五爻的“公弋，取彼在穴”是说用“弋”（系着丝线的箭）射鸟，鸟进入了 “穴”
中, 但还是被“公”（文王）找到了；上六爻的“弗遇，过之。飞鸟离之， 凶，是谓灾眚（sheng,3。灾祸，目疾）” ?则是说，没有遇到，错过了，而遇到飞鸟乃凶险之兆。

文王对于“飞鸟”的奇怪态度，应该和商族人对鸟的崇拜有关。“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商人认为，鸟是商族的保护神，为上帝传递消息的信使，所以在甲骨卜辞
的记载中，商王经常用牲畜及人牲向“鸟” 献祭。而这显然会让心存翦商之念的文王产生疑心和恐慌，把飞鸟视 作凶险的信号，所谓“飞鸟遗之音”，即是担心鸟
类会察觉到自己的谋逆行为，并用某种方式传递给商纣王。既然飞鸟会是商王的耳目和帮凶，周昌就要采取禳解法术，比如，射猎飞鸟。除了上文的“公弋，取彼
在穴”，《易经》中还有好几处用弓箭射鸟的记载。解卦上六爻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 不利」意思是说，公在高高的城墙上射隼，成功猎获，一切
均顺利。“公”是周人的词，《易经》中的“公”显然是指文王本人或周族先君。 而“射隼”颇有巫术色彩，因为隼是小型猛禽，没有食用价值，一般 不会是捕猎对
象。文王从未试图塑造过自己的勇武形象，一直强调的是文德，这从他自定的尊号“文王”就可见一斑。所以，这种在高墙上射隼的表演，很可能是一种用巫术对抗
魔法的行为，目的是祛除“飞鸟以凶”的超自然力量。“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的“用”字也颇有意义，这里或可译为“用这种法术"。倘若没有这个“用”字,这句爻辞
就是一个叙事和陈述句，但有了“用”字，它就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记录，还含有记载巫术的施用方法和功效之意。

更重要的是，周文王、周武王之后，周公旦接续了翦商的大业——通过将商族迁至不同的区域防止人祀的大规模延续以及推广道德的观念从源头断绝商文化的正统性。尽管在商人的封国——宋——仍旧有某种程度上的暴戾文化，但是相对于殷商来说已经大大的减轻了。

尤记得周公旦的文化翦商部分是我在一个晚上读完的。读到孔子理解了周公的行为并继承其遗志继续推广仁政时，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可能这就是一种文化上的传递与共鸣吧。我们的文化之所以有今天的以人为本，有今天的人文关怀，有今天的与众不同，离不开先哲们的矢志不渝。

这里有一个更好的图书介绍，可供参考拨迷雾见微光，探索商周历史真相 ——读李硕《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